有个朋友炒股,股龄也有几年了,在市场上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也算比较深厚了。他自己也经常在一些经济类的报纸杂志上面发表一些自己对于股市的见解,不光说得头头是道,而且很多初人股市的股民的确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购买的股票也有了收益,所以他是颇有些名气的。也正因为如此,在五月份的时候我找到他,交给他一万元钱,请他代为操作。几个月后,我的账户上多了三千元钱。
为表示感谢,我特地请他吃饭,在饭桌上,我不无羡慕地说:“以你这样的头脑,恐怕自己早巳赚得是盆满钵满了吧!”没想到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说:“你错了,我至今的投人还没有一半的回报呢。”我有些不相信,说:“怎么可能呢,你在股市上打拼了那么多年,对于股票可谓是了如指掌,保证是只赚不陪。”朋友叹了一口气,说:“这个你就不懂了,对于别人请我代为操作的资金,我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怠慢,能赚个十分之二三就立即收手;可轮到我自己的资金呢,我总是寻求利益的最大化,总期望抄底,结果却常常是不得不割肉,真是得不偿失。”最后他说:“其实错在哪里我也知道,就是我太贪心了,可往往事到临头就是不能够警惕,一味的求高、求多,最终却是血本无收。”
朋友的一席肺腑之言让我深思:投资者进入股市的最大目的就是挣钱,没有利润的市场是不会吸引人的。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股市也是这样。在仁者见仁的股市搏击中,谙熟基本面和技术分析是致胜的一个方面,而“功夫在其外”的心理因素则是更重要的。谁都希望获得利润的最大化,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就连“顶级”高手也几乎很难每次抄到市场的底、逃过市场的顶,吃到鱼的“三段”,更何况一般投资者就更难做到这样,即使有过这样一次两次的经历,那也只能说是偶然事件。
其实像他这样的股民很多,替人家操作时也许能够成功,在为自己服务时却反遭失败,主要就是一个原因太在乎自己、贪心太重。所以朋友最后总结说“贪心是炒股之大忌,希望投资者吸取教训,从戒贪做起,有个‘小富即安’的思想,也许那时就是你成功之时。”
是啊,在震荡不定的市道中,每次投资股票收益能有10%到20%左右就可以获利了结了,即所谓见好就收。切忌贪得无厌,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
面对物,人便会生出欲望,有节制的欲望可使人过得轻松,而无节制或者过度的欲望则会产生罪恶。所以人性忌贪,贪必招祸。
古代有这么一个笑话:一日,县官、学官、营官三位的太太共席闲聊。县官太太说:“我老爷称文林郎。”学官太太说:“我老爷称修职郎。”营官太太说:“我老爷称黄鼠狼。”其县官和学官二太太问为何如此称谓时,营官太太得意忘形地笑说:“平日我常见老爷下乡私访回来拿着不少活鸡,庶民们管他叫黄鼠狼。”
由此可见人们对于那些贪婪成性的人是如何的深恶痛绝,而回望历史,那些举凡贪得无厌的人大都没落得什么好的下场:
唐朝的元载,出身贫寒,最后做到中国盛世时的宰相时,权力已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但他的欲望无休无止。直到他被绞杀灭门之后,从他家中抄的有金银珠宝,钻石玛瑙,古董玩意,还有长安城内广建的住宅。可是最让人叹为奇观的,最难以置信的就是,抄家的物品中居然有八百石胡椒。有人计算过,唐时一石重为现在的79320克,那么八百石就是现在64吨。
明朝的严嵩,嘉靖中任吏部尚书,官至太子太师,以其子世蕃等为爪牙,操纵国事,在任时大半军饷被他侵吞。1562年,御史周应龙,林润相继弹劾世蕃,严世蕃被杀,抄出黄金10000余两,白银200余两,严嵩被革职,不久病死。
清代的和砷,原在清廷銮仪卫当差,因逢迎献媚,为乾隆所宠,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和坤掌了大权,别的大事他没心思管,却一味搜刮财富。他不但接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不但暗中贪污,而且明里掠夺。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经过和砷的手。和砷先挑最精致稀罕的留给自己,挑剩下来再送到宫里去。
乾隆死后,嘉庆帝宣布和砷20条罪状并令其自杀,之后和砷被抄家,家产约值8亿两黄金,等于朝廷10年收入。于是,民间就有人编了两句顺口溜讽刺说:“和坤跌倒,嘉庆吃饱。”
明代冯惟敏在《玉江引·阅世》中曾这样描述那些贪官:“外貌清廉,生来只爱钱。好似一鹭鸶儿毛色鲜,素质无瑕玷,包藏吞噬心。两脚忙如箭,零碎鱼儿嗉里趱。”对贪官的嘴脸刻画得真是一针见血,人木三分。所谓“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分分皆是民脂民膏。贪官的可怕在于得陇望蜀、贪得无厌。他们的对金钱态度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他们权力的欲望是青云直上顺便鸡犬升天,他们对名誉的设想是明修清誉,暗度陈仓,他们对子孙的期;望是“幸福”万年长……
清末民初,曾任天津《大公报》主笔、后改行从政,任河北省磁县、永年县知事的刘孟扬,为保持一文不贪,写了一篇《戒贪铭》,文曰:
财富人所羡,但须问来源;来源果正当,虽多不为贪;来源不正当,清夜当自惭;人皆笑我痴,虽痴亦自适;不痴何所及,痴又何所失;居官本为民,贪求非吾志;钱多终非福,人格足矜持;富贵等浮云,虚荣能几日?人生数十年,所争在没世。”
《戒贪铭》清清楚楚地指出,钱财要取之有道,这对那些以权谋私者无疑是一帖镇静剂和清醒药。当今,有些贪官被查处后,总是悔恨自己被钱害了;,其实,钱财这东西本身并无罪恶可言,一个人之所以犯罪,全是由于自己的私欲膨胀所致。所以,心术不正、受钱迷惑者,认真地尝一尝《戒贪铭》这服戒贪药,或许能够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
贪这一字,在生活中可谓包含万象,有些人虽不贪财、亦不贪物,但却贪名。即是指人在世间做事有了成就之后就有名望及地位,但这些毕竟虚妄,若贪着这些,以这些为实有,就是贪名。贪名的人喜欢他人知道自己的存在,如喜欢到处留下自己的姓名或者喜欢在报纸电视等媒体上经常亮相,时常想把自己变成“名家”、“名流”、“名士”等,起心动念处皆为“名”,并不惜一切手段去大肆渲染,以求得“名声大振”或者“名传后世”。
还有的人贪色,见到美色就心生贪念,一定要据为已有并多多益善;还有的人贪杯,无论何时何地,总喜欢杯来盏往,一切原则都置之脑后;还有的人贪赌,为了赌博不惜毁坏家庭的幸福,甚至危害社会治安;还有的人贪爱,总期望别人给予他的关爱多些再多些,从无满足……
其实欲望人人都有,大多数的人都有自己的嗜好,但应该知道只有做到好而不贪,对人的身心才是有益的。而一旦在满足个人欲望的时候过了度就变成了贪。其实人这一生,再长也不过百年的时间,吃饭也不过三两碗,穿衣也不过几尺布,一张床足可以睡得安稳,但是却往往因为贪心,得了一还要十,得了十还要百……欲望永无止境,心里也从不满足,常常陷入佛家所说的“求不得”的痛苦之中不可自拔。
佛教说生死的根本在于“贪爱”,即贪着爱乐五欲之境而不能出离生死轮回。贪与爱为异名同体。指欲求染污之爱或财物等而无厌足之精神作用。《天王般若经》卷一载:众生长夜流转六道轮回不息,皆由贪爱。而这贪爱则生于我们对待外境时的起心动念处。
中国人常用“心猿意马”这个词来形容人们这颗永不安宁的心,所有的修行人也都知道,修行中的最大障碍,就是降伏其心,这个一刻也无法停息的意识之流,既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和悟道依托,又是人类自己最大的敌人。
在佛教中猪的形象代表了根本烦恼中的最大的烦恼——贪,在所有的意识中,‘贪’这个意识是最难制伏的,因为之所以要贪,是因为有一个‘我’的存在,我们需要喂饱‘我’的肚子,护暖‘我’的身体,‘我’要舒服,要快乐……真正的修行,其实就是和自己这颗不安份的心以及由心所产生的贪嗔痴慢疑等烦恼作不懈的斗争。所谓“魔由心生,妖由心兴”,一切贪爱都是心魔在作怪。
佛教对治贪的最有效的法门是戒律,“戒”是指佛教徒在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规定和行为的规范,而对于贪心较重的初学者来说,可以先持八关斋戒。即在原来佛教根本戒律五戒(不杀、盗、淫、妄语、饮酒)的基础上再加三戒:
(1)、不装饰香花蔓,不使用香油涂身,不观赏歌舞娼妓;
(2)、不睡、坐高大华丽之床。
(3)、不食非时食。其第六戒之规定,主要是根据印度人的习俗发展而来的。按现在的理解,应当是不装饰打扮和观听歌舞,佛教之所以强调这些,目的是怕信徒受到世俗的影响后,有了欲望的追求,而干扰了正常的修行。
第七戒之规定,不坐不睡高大华丽之床。床本来是供人睡觉用的,无可厚非。但是佛教里所说的“床”,不仅指供人睡觉休息的床,还包括了一般的坐具、板凳等。佛教徒本来就是为了减少物质的享受,淡薄与名利,追求精神的解脱,所以“不睡、坐高大华丽之床”就是要磨练人的意志,目的还是要人们从“用心”上下工夫。第八戒之规定,主要是要求信众在过了正午后不能再进食。在印度不仅佛教有之,其它各宗教里也有这个规定。据说执行了这个规定以后,可以身心清爽,杂想妄念也会减少。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饱暖思淫欲”,佛教制定这一戒律也是为了避免人的贪心产生而已。
在持戒之后,随着修行的进展,人便逐渐悟到贪爱来自我见,而我见源自阿赖耶识中的见分,有了见、相二分,就又有了能取与所取,取取不舍,生死轮回由是兴矣;但如果你悟到了能见、所见,能取、所取等等这些看去好象是实有存在的对立双方,其实并不实在的道理之后,“我”的执着就会被抛弃,“贪”心也就自然而然地没有了。
假如舍却贪爱,戒除贪欲,以人类那本来天真、自然、知足的面目生活,来你会发觉其实工作并没有那么辛苦,人际关系也没有那么复杂,心里的烦恼自然也就少了,也不会再为一点点的小利而因小失大了,也不会再去伸手拿那些原本就不属于你的东西,就不会再因为贪而惶惶不可终日,过着紧张不安的日子,晚上睡觉亦不会噩梦紧随,白天工作亦不会心神不宁,这就达到了人们常说的“不实之名不图、不正之风不染、不义之财不取、不法之事不为”的洒脱境界,那颗在尘世里辗转的心必然是处处清凉,生命必然会单纯、快乐许多。